近年来，“人员调整”“部门裁撤”的情形不断在互联网大厂中上演。2023年11月，被视为互联网“新王”的字节跳动接连收缩了虚拟现实业务和游戏业务；2024年1月，网易（进行内部调整，主要集中在网易传媒板块；此前，腾讯（00700.HK）旗下美国网游开发商拳头游戏也在1月份官宣，计划裁员53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11%；据阿里巴巴（09988.HK）财报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员工总数约为21.93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约2万人。

　　中国互联网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指数（2023年）》报告显示，2022年互联网前百家企业员工数量共151.7万人，同比下降7.4%，降幅较上一年扩大6.7个百分点。综合企业营业收入、互联网业务收入、员工数量和市值等指标计算，2023年我国互联网企业规模指数值为983.5分，同比下降5.7%，这是过去十年（自2013年）以来该数据首次出现同比下滑。

　　有人离开一段时间后，选择重回大厂；有人整理了职业需求，最终转向制造业；有人数月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仍待业家中；还有人选择当一名人生教练，希望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迷茫……我们采访了数个不同案例，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在大厂的经历，离开大厂之后再做什么，来去之间，他们的心态又产生了哪些变化。

　　不过，相比其他行业，目前IT（信息技术）互联网行业依然还算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第二期《2024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该平台数据显示，春节后第二周，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分别以80.5%、79.5%的简历投递量环比增速，排名行业第一，第二。此外，IT服务、通信/电信/网络设备、互联网/电子商务等行业，投递量增幅均超50%。

　　2022年6月，在一家头部大厂的产品岗位工作了十一个月之后，哔哩哔哩UP主（上传者）“林慢慢鸭”收到了裁员的通知。

　　尽管公司内部在3月份已陆续开始裁员，但林慢慢并没有想过这会降临到她自己的头上。在一个普通的上午，林慢慢和项目组成员被叫到了一起，“因为业务调整，整个组都被裁撤了”。除了组长和总监争取到了“内部活水”（指互联网公司的内部应聘）的机会，林慢慢和其他小组成员全部离开了腾讯。

　　裁员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林慢慢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冲击，那时的她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不要失业很久。

　　工作时间没有达到一年、失去应届生身份成为摆在林慢慢面前的巨大阻碍。林慢慢告诉记者，在寻找工作时，她也曾经考虑和面试过金融及制造业岗位，“但是感觉到他们跟互联网行业的要求有不少区别，首先对学历要求更高，其次更偏好男性员工”。同时，在面试的过程中，很多面试官会质疑林慢慢的工作经历。因为工作时间不足一年，她只能接触到一些基础的工作。所以面试官会不留情面地指出，“这一年的工作看起来是没有价值的”。

　　之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林慢慢去到了一家位于上海的互联网小厂，“校招的时候自己不会去看的那种”。裁员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才深刻地体现在了林慢慢身上。作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慢慢在毕业前带着“清华包袱”，“觉得产品并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工作，以自己的能力和学历应该做得更加优秀才对”。

　　新的小厂属于较为专注垂直领域的公司，“相对大厂增长比较容易，大概在工作上只要付出50%就可以完成100%的工作”。但当时，林慢慢依旧觉得环境对于人有深刻的影响，小厂的环境让她产生了“对于环境的倦怠”。焦虑随之而来，被裁员的恐慌会延续到对未来的认知。“如果几年后，再次进入了求职阶段，自己究竟还能否和其他在大厂工作的同龄人在项目经历和专业能力上竞争？”大厂的资源、培养体系都是小厂无法企及的，林慢慢想要有更长更好的职业周期。

　　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年时间之后，林慢慢重新回到了大厂。在求职面试时，林慢慢甚至得到了许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的青睐。

　　兜兜转转，林慢慢最后还是回到了互联网大厂工作。根据智联招聘提供的数据统计，2023年，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投递简历的第一顺位依然是计算机软件岗位，甚至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3.94%，除了软件相关，IT服务、计算机硬件等都是互联网从业者的选择。

　　从互联网大厂到小厂，又回到大厂，林慢慢开始可以站在更清醒的视角来看这段经历：在大厂里面能跟一些非常专业的同事合作，也有非常好的成长和管理体系，但由于体量大，往往只能扮演“螺丝钉”的角色；但如果是在一个业务比较好的小厂，则往往能够负责更核心的业务，做出的成绩也会带来更高的成就感。

　　如今，林慢慢已对自己的专业成长能力有了充足的自信，不再需要靠在大厂还是小厂来证明，回首过去，她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清石、阿尧和小罗都是2022届毕业生，他们的经历很相似：毕业后入职了某电商大厂，在离职时被要求签署竞业限制协议，入职新公司后，都被前公司起诉要求支付违约金，费用从26万元到44万元不等。

　　竞业限制是指在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一定期限内，劳动者不得到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

　　由于身体原因，去年3月份，小罗在工作8个月后向前公司提出了离职，“离职时，HR（人力资源）跟我讲，要签9个月竞业协议，如果不签的话就办不了离职手续。”小罗说，当时她并不了解竞业协议，只是想着早点回家，于是签下了协议。

　　之后，这家电商公司每月按此前小罗基本工资的30%向小罗发放补偿金，“发了大概5、6个月，总共1.4万元左右。”然而不到一个月，小罗就入职了另一家大厂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她说：“按照现在的互联网环境，9个月不工作等于职业生涯毁掉了。我本身来自农村，也不可能待业不工作。”小罗避开了在前司的负责品类，她的想法是，当时她负责的是速食调味品类，但食品类商品“做不了出口”。

　　同年10月，小罗收到仲裁通知书，前公司要求她支付“26万元的违约金，以及之前发的大概1.4万元竞业补偿金。”小罗说，仲裁结果是法院基本支持了前公司的所有诉求。

　　清石的情况与小罗很接近，她过去负责的是采销相关岗位。此前，清石收到仲裁委的电话，说她被前公司起诉，“文书上面写我要赔偿30万元左右。”

　　清石发给记者一张图片，内容是她与前公司约定的竞业协议范围，图片上，几乎国内所有的知名互联网公司和关联企业都被列入其中。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列入了，我当时阅读了四五个小时，实在是没有找到能入职的公司。”清石说：“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怎么就打出30万元的官司？我在职的时候很努力，绩效也很好。”

　　阿尧被要求赔付的竞业协议违约金高达44万元，是3人中最多的一位，他告诉记者，“他们找我和解，但要30万元，并且得半年之后给，实在拿不出来。”据他观察，他所在部门流动性挺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签竞业协议。阿尧表示，“我觉得竞业协议对一些高管，或者说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来签可以，但是对我们刚毕业做运营的人使用，说实话有点不合理。”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被要求赔偿的人员，均签署了竞业协议，并在保护期内到竞对名单上的企业工作。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司法系统的历史裁定，更倾向于维护协议执行。

　　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竞业协议的认定范围也屡屡引起争议，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上海市行政法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欣欣在撰写的《劳动者离职竞业限制协议效力问题研究》中指出，随着创新型社会的发展，我国竞业限制案件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然而，激增的案件量凸显了法律的滞后性，解决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通过对71份有关竞业限制协议效力问题的样本案例进行规律性分析，李欣欣表示，一部分法院在应当实质审查的“商业秘密”和“义务主体”这两个要件中存在如下错误逻辑：即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就被认定为属于负有竞业义务的人员，存在商业秘密。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这种忽视对商业秘密和义务主体实质审查的做法，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我国法律对二者的规定不明晰，导致法院对商业秘密和义务主体的认定存在困难；其二，竞业限制案件毕竟区别于专门的商业秘密案件，关注的重点更多地在于劳动者是否实施了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存在商业秘密、劳动者系负有竞业义务的主体仅是认定竞业限制协议效力的其中两个要件，而认定协议效力又仅仅是竞业限制案件的其中一环，对二者进行实质审查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

　　李欣欣认为，对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应当严格限定其内涵和范围。首先，应当保留对“两高人员”的适用。将“两高人员”作为竞业限制义务主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两高人员”多为董事、监事、总经理、经理、技术总监、研发工程师等，这类劳动者职级高、薪资水平高，掌握商业秘密的可能性较一般岗位的劳动者大。

　　其次，应当在法律层面对“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的具体范围作出规定。认定可由两个要件构成：第一，用人单位存在商业秘密；第二，劳动者在岗位中能够接触到该商业秘密。这种方式需要以法律对商业秘密的认定有明确的规定为前提，进而实质审查劳动者是否能够接触到该商业秘密。从上述两方面细化对竞业义务主体的认定，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时无法可依的困境。

　　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以后，小鱼一直在互联网大厂做图形渲染相关工作，“5年多以来都比较顺利，没遇到过大风大浪”。

　　但“每个人都躲不过时代的潮流”，去年11月中旬，小鱼所在公司实施组织架构调整，“裁撤北京区域，岗位收缩到上海”。小鱼也因此被裁员。

　　刚遭遇裁员时小鱼甚至还有点兴奋，“一笔赔偿到手，还能玩一段时间”。但这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失业在家的小鱼除了准备面试新工作就是在玩，他说：“短时间的玩放松且愉悦，玩得多了就会空虚无聊，加大焦虑。”

　　一开始觉得被裁也没什么，工作再找就是了，然而现实情形很快就“打脸”。11月下旬开始，小鱼陆陆续续面试了七八家互联网大小厂，“要么不是完全匹配，要么就是薪资接不住，没有一个offer（录取通知）”。小鱼表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会开始焦虑，“一焦虑找工作就会更加着急，一着急就容易发挥不好，导致更焦虑，恶性循环”。

　　小鱼也不甘心降薪就职，“经历过职场的人都明白，涨薪是多么的不容易，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果实，坚持到最后一刻”。

　　过完春节和元宵节已是2月下旬，小鱼准备3月份好好开始找工作。在他看来，现在找工作依然不算特别难，但很难找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就业环境和两年前完全不同，“曾经只要觉得应聘者能力还不错就会通过，现在要求和工作内容非常匹配；曾经跳槽薪资涨幅30%的人不少，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接不住较高的工资”。

　　“原因就是各大公司都在裁员，岗位缩减，市场上失业的人太多了。对于企业来说，可选项也变多了，因此条件异常苛刻。”小鱼说。

　　这一次失业也让小鱼开始反思，他说：“现在才30岁出头，还年轻，被裁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到了40多岁，该怎么办？”小鱼打算以后做一点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这样也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养活自己”。

　　梦蝶有过两段互联网企业的工作经历：大四时在学而思实习了一年，之后去了字节跳动，均是在招聘相关的岗位工作。不同的是，梦蝶在学而思经历了裁员，离开字节跳动则是裸辞。

　　“其实互联网教育行业在‘双减’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颓势，他们非常内卷，每一家公司都为了抢占所在赛道做了不少营。